程师孟这几年，主要精力都用于筑城。

他此前在福州做官。

宋初攻占福州时，直接把子城给拆了。历任福州知州，皆因筑城费用太高，而放弃重修其子城。

程师孟不但筑城预算做得极低，且把子城...

郑侠在晏几道家住了三日，每日清晨必至书房，将《陈时政疏》逐字誊抄一遍。他不为练字，只为默诵——那疏中每句转折皆如刀刻斧凿，字字嵌入肺腑。头一日抄毕，他伏案喘息良久，忽而抬头问晏几道：“叔原兄，你说徐相公这‘因时损益，渐次调停’八字，究竟是要调停谁？调停法，还是调停人？”

晏几道正就着晨光校勘新得的《东京梦华录》残卷，闻言搁下朱笔，指尖蘸茶水在案上写了个“人”字，又抹去，再写个“法”字，最后却以袖口一扫，尽数湮没。“调停者，非人非法，乃势也。”他声音低缓，目光却锐利如针，“王相公罢相，吕相公失势，新党如群鸟失林；旧党虽喜，却无主将，文彦博闭门谢客，司马光尚在洛阳著书——朝堂之上，唯余空枝。徐相公此时不调停人，何以安其心？不调停法，何以立其信？他调停的，是两党之间那一道将裂未裂、将合未合的缝隙。”

话音未落，院外忽有叩门声。老仆引一人进来，竟是孔目房孙继业。他今日未穿官服，只着青绸直裰，腰间悬一枚素玉佩，神色比前日谦恭更甚，额角沁着细汗，似一路疾行而来。

“郑兄，晏兄，冒昧叨扰。”孙继业拱手，目光扫过案上尚未干透的墨迹，嘴角微不可察地一扬，“在下刚自中书省出来，听闻二位已出狱，特来致意。”

郑侠冷眼打量他：“孙堂后官，你不在中书省替吕相公理文书，倒来此处作揖？莫非中书省的印泥，也染了牢狱的霉气？”

孙继业面不改色，反笑得更诚恳：“郑兄此言差矣。吕相公已奉旨外放知杭州，中书省如今，只有一位徐相公。在下昨日递了辞呈，愿卸堂后官职，转充《铎声》编校——徐相公亲允的。”

晏几道手中朱笔一顿，墨点坠于纸角，如血。

“哦？”郑侠霍然起身，“你一个泉州进士，三年堂后官，眼看就要外放通判，竟甘愿去编刊？”

“通判三年一任，升迁须待考绩；《铎声》虽小，却是徐相公喉舌，编校之职，可直呈建言，可荐寒士，可议新政——”孙继业从袖中取出一叠纸，双手捧上，“此乃在下昨夜所拟《铎声》复刊章程。首期拟设三栏：一曰‘民瘼实录’，专登州县灾异与流民状；二曰‘法度参详’，邀新旧两党宿儒辩析青苗、免役之利弊；三曰‘实务新策’，但凡能解仓廪之急、修沟渠之患、平市价之乱者，不论出身，皆可投稿。”

郑侠接过章程，手指微颤。他认得这字迹——正是孙继业前日向徐来汇报十五堂后官时所用的工楷，一丝不苟，力透纸背。此人分明早有盘算，连辞官时间都掐得精准：吕惠卿离京诏书昨夜才发，他今晨便已递呈辞表，且章程里字字句句，皆暗合《陈时政疏》中“安、渐、实”三字纲领。

“你何时见的徐相公？”郑侠盯着他问。

“寅时三刻。”孙继业垂眸，“中书省尚未开衙，徐相公已在东阁批阅公文。在下候于廊下，直到卯时初，方得召见。”

郑侠忽而大笑，笑声嘶哑如裂帛：“好！好一个寅时三刻！你可知我被锁在天牢最暗那间牢房时，每日寅时，狱卒便提灯来照我的脸，说‘郑城门监，该画押了’——你却在此时，跪在宰相廊下，等着画你的新押！”

孙继业神色不变，只静静听着，末了躬身一礼：“郑兄说得是。在下确是在画押。画的不是刑部印，是徐相公给的活字铜模——从此往后，在下每一字落于《铎声》，皆为实录，皆须对天、对地、对徐相公负责。”

晏几道终于开口：“那你为何来此？”

“为请二位出山。”孙继业抬眼，目光澄澈，“郑兄擅察民情，曾绘《流民图》震动朝野；晏兄通晓世务，诗中藏史，字里有骨。徐相公说，《铎声》若想重振，须得两位坐镇——郑兄掌‘民瘼’一栏，晏兄主‘参详’一栏。稿费按字计酬，每月十贯，另拨宅院一所，供二位安顿家眷。”

郑侠猛地攥紧章程，纸边刺入掌心。十贯！够他买五十石粟米，救活三百流民。可这钱，是徐来的恩赐，还是诱饵？

晏几道却已起身，踱至窗前。窗外，一株老槐枝干虬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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