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阳点头：“对，跑完仿真我们就能知道这结果到底符不符合要求了。”

这话一出，会议室里瞬间安静下来。

一众光学领域的资深教授和院士全都神色复杂了起来。

他们倒不是不愿意相信漆昊，实...

我裹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棉袄，缩在公交站台最靠里的塑料长椅上，呵出的白气在凌晨四点零七分的冷空气里凝成一小团雾，又迅速散开。路灯昏黄的光晕被霜花糊得毛茸茸的，像一枚枚冻僵的琥珀，悬在头顶三米高的地方。手机屏幕亮了又暗，暗了又亮——京东物流页面还卡在“预计明日14:00前送达”，而X团超市的订单状态赫然写着“已出库，骑手正在配送中”。我低头看自己冻得发红的手背，指甲盖边缘泛着青白，指尖还残留着方才在便利店冰柜里摸鼠标包装盒时沾上的霜粒，凉得刺骨。

耳机里循环播放着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》，音量调得很低，低到只有自己能听见那支小提琴声部里细微的、不易察觉的走音。这是大林子上周硬塞给我的——他总说我写苏联题材的小说却连原声带都听不全，“你这叫文化挪用，懂不懂？”他叼着根没点着的烟，翘着二郎腿坐在我出租屋唯一的那张转椅上，转椅轴承发出不堪重负的吱呀声，像只垂死的老鼠在喘气。我说我不懂，我就懂怎么让格里戈里·彼得罗夫在1953年3月5日那天，攥着刚领到的斯大林奖金，站在莫斯科地铁“共青团站”的大理石廊柱下，一边咳嗽一边数口袋里三十七张皱巴巴的卢布票子，数到第三遍时，听见广播里传来断断续续的哀乐。

可此刻，我数不清自己口袋里有几张钞票。只记得付完鼠标钱，收银员找零时递来一枚五角硬币，铜锈味混着薄荷糖的清凉钻进鼻腔——我竟鬼使神差地把那枚硬币攥在手心，直到它被体温焐热，边缘硌得掌心发痒。

风忽然大了起来，卷起地上几片枯黄的银杏叶，在水泥地面上打着旋儿，撞上公交站台玻璃门，发出轻微的噼啪声。我下意识往棉袄里缩了缩脖子，却碰到了别在内袋纽扣上的那枚旧徽章——铜质的，边缘磨损得发亮，正面是镰刀锤子与麦穗环绕的红星，背面刻着一行模糊的小字：“列宁格勒国立大学物理系，1948届”。

那是大林子去年冬天从潘家园淘来的。他举着徽章在我眼前晃，眼镜片后的眼睛弯成两道缝：“猜猜它原来属于谁？一个在列宁格勒围城战最后一年，靠啃皮鞋底活下来的理论物理系学生。后来他在1957年设计了R-7火箭的陀螺稳定系统，再后来……”他顿了顿，把徽章塞进我手里，指尖冰凉，“再后来，他就消失了。档案里只有一行字：‘因不可抗力终止科研工作’。”

我没问他什么叫“不可抗力”。我只是把它别在了这件棉袄上，像别住一个不敢拆封的伏笔。

远处终于有车灯刺破灰蓝色的天幕，一辆空荡荡的102路缓缓驶来，车身贴着站台停下，车门“嗤”地一声泄出一股暖湿的气流。我蹭地站起来，膝盖骨发出轻微的咔哒声，像一块陈年饼干被掰开。车厢里只有司机和一个穿藏蓝色工装裤的老头，老头蜷在最后一排，怀里抱着个鼓鼓囊囊的蛇皮袋，袋口露出半截油渍斑斑的扳手柄。我投币，硬币落进铁匣子时“当啷”一声脆响，在空旷车厢里激起微弱的回音。司机没回头，只从后视镜里瞥了我一眼，目光扫过我胸前那枚徽章，又飞快移开，仿佛那不是一枚旧物，而是一枚尚在引信倒计时的炸弹。

车子启动，窗外景物开始缓慢流动。街边早点摊的蒸笼掀开了盖，白雾腾地涌出来，裹着豆沙包甜腻的香气，直往人鼻孔里钻。我盯着那团雾，忽然想起昨天下午编辑在微信里发来的截图——某书评区热帖标题赫然写着《论〈冬宫雪线〉中历史虚无主义倾向的三个危险信号》，下面跟帖三百多条，清一色@我，有人截图放大我写的那句“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的女焊工莉迪亚，在1942年冬天用熔化的铝锅修补T-34坦克履带”，质疑“铝锅熔点660℃，而T-34履带焊接需1500℃以上，作者是否混淆了金属学基本常识？”底下还有人补充：“建议作者先去职高焊工班进修三个月再动笔。”

我那时正坐在公司茶水间啃冷掉的韭菜盒子，手机搁在微波炉顶上，屏幕光映得我半张脸发青。旁边同事老张端着保温杯路过，看见我脸色不对，顺手按了下微波炉开关——“叮”一声，韭菜盒子在转盘上慢悠悠打了个旋儿，热气腾腾的葱油味猛地炸开，呛得我连打了三个喷嚏。老张拍拍我肩膀：“小陈啊，别跟键盘侠较劲，他们连自己家煤气灶火苗啥颜色都说不清，还操心苏联坦克履带？”

可我知道，他们说得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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