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西伯利亚计算数学与数学地球物理研究所。

“那件事，有结果了吗？”切尔卡索夫看着自己的学生问道。

“从七月挂出去到现在，一共收到十一个提交，没有一个是完整解，最好的那个做到第二步就卡住...

我裹着毯子缩在沙发里，鼻尖泛红，额角滚烫，手机屏幕的光映在脸上，像一层薄薄的冷霜。窗外天色灰蒙蒙的，云层压得极低，仿佛随时要塌下来砸在三号楼顶那几根歪斜的避雷针上。我刚把退烧药咽下去，苦味还卡在舌根，就听见门锁“咔哒”一声轻响——不是钥匙转动的声音，是有人用指甲轻轻刮了两下金属锁舌，再往里一推，门缝就松了。

这动作我太熟了。

林大林。

我眼皮都没抬，只把毯子往脖子上拽了拽，声音哑得像砂纸磨过铁皮：“你再刮第三次，我就把你去年偷藏在我抽屉里那本《苏联核物理导论》手抄本撕了，一页一页糊成纸鸢，放飞到南湖公园人工湖里喂鸭子。”

门彻底推开，一股夹着雪粒的风卷进来，吹得茶几上摊开的《高等量子力学讲义》页角哗啦翻动。林大林站在门口，军绿色旧大衣领子高高竖着，肩头落了一层细雪，头发湿漉漉地贴在额角，手里拎着个印着“红星副食店”红字的帆布袋，袋口露出半截保温桶的铝盖。

他没说话，只是弯腰换鞋——左脚那只解放鞋鞋带系得歪歪扭扭，鞋舌还翻在外面。他直起身时，从大衣内袋摸出一张皱巴巴的A4纸，抖了抖，递到我面前。

纸上是手写的俄文，蓝墨水洇开些微水痕，像是写完没晾干就塞进了口袋。标题是《关于莫斯科大学理论物理研究所1958年低温超导临界温度修正模型的几点补充说明》，署名处龙飞凤舞签着“И.В.彼得罗夫”，底下还画了个小小的、歪嘴咧笑的伏特加酒瓶。

我盯着那行字，喉咙发紧，手指无意识抠着毯子边缘的流苏。

彼得罗夫教授……去年十月在克里姆林宫学术听证会上当众摔碎眼镜，骂赫鲁晓夫“把国家实验室当成拖拉机修理厂”，第二天就被调去西伯利亚教中学生画电路图。而这份手稿——它根本不存在于任何公开文献库里。我只在系统任务面板第78号隐藏成就里见过它的影子：【你曾向一位被流放的导师寄出三封未署名信件，其中第二封附有你手绘的Ginzburg-Landau方程相变图解】。当时系统提示：“对方未回信。但他在西伯利亚零下四十二度的教室黑板上，用粉笔写了你的学号。”

林大林把保温桶搁在茶几上，拧开盖子，一股浓白热气猛地腾起，裹着黄米粥的甜香和一丝若有若无的姜辣。他舀了一勺，吹了三下，凑到我嘴边：“张嘴。”

我没动。

他叹了口气，勺子悬在半空，腕骨凸出，指节上还沾着点灰——像是刚从哪个废弃锅炉房爬出来。“昨天半夜，你烧到三十九度二，打电话说‘林大林，我梦见列宁格勒的雪停了，可我的示波器还在跳’。我给你回拨过去，你挂了。十分钟后，又打来，说‘大林，我算错了第四个洛伦兹变换矩阵，它不该是负的’。我说好，我记下了。你又问‘你信不信，如果我在1963年坐在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的长椅上，会看见一个穿蓝布衫的中国小孩正往咖啡杯里倒白糖’？”

他顿了顿，勺子终于落下，抵在我下唇：“我信。所以今早五点，我坐绿皮火车去津门，从天津大学老图书馆地下室的故纸堆里，扒出彼得罗夫教授1958年手稿的油印本残页。校对员当年用红铅笔在页眉批注‘此页数据存疑，建议删除’，但没删——因为油印机卡纸了，最后一页只印了半行公式。”

我盯着那半行公式：δT_c/δH ≈ -0.127 T/K·Oe。

和我三个月前在系统里推演的数值，误差小于0.003%。

“你……怎么知道它在津大？”声音抖得不成样子。

林大林收回勺子，从帆布袋底掏出一本硬壳笔记本，封皮磨损严重，边角翘起，露出底下暗红色的衬纸。他翻开，里面全是密密麻麻的俄文笔记，字迹由工整渐趋狂放，最后几页几乎全是涂改，墨水反复覆盖，纸张被划出细小的毛边。而在某页右下角，用铅笔画了个极小的、带五角星的锤子镰刀，旁边标注：“津大-物理系-1957级-借阅记录-缺页编号#447”。

我认得这个标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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