赵似轻轻吹开茶汤上的浮沫。

“是不是，以后会知道的。”

虞策张了张嘴，终究没再追问。

若禁军空额当真接近千万贯，户部每年拨出三百万贯作为考核赏赐，怎么算都是一笔划算买卖。

...

殿中一时静得落针可闻。

连梁从政手中拂尘垂下的几缕丝穗，都仿佛凝在半空，未敢轻颤。

张邦昌喉结上下滚动，指尖在笏板边缘掐出一道浅白印痕。他原以为自己已稳握先机，如执长矛立于高岗，只待一击而下；却未曾料到崔彦昭竟不接矛，反将整座山峦劈开一道新谷——义利并行？这四个字听来平实，细嚼却如滚水泼雪，霎时消尽了他方才所筑的层层壁垒。

他选“义”，是因圣贤之言如金石掷地，不容置疑；可崔彦昭若不争“义”，亦不屈于“利”，而另辟一径，那“义”便不再是牢不可破的孤峰，倒成了被架在火上烤的干柴——若无利以养，义何以存？若无人间烟火托举，仁义道德岂非悬于九天、飘于风中？

张邦昌脑中电光石火，忽忆起崔彦昭策论末段那一句：“义非空言，须有所利以养；利非私欲，当有所义以节。”当时读卷官批注“立意稍险”，他嗤之以鼻，只道是少年逞才、强作惊人语。如今再想，那哪是险？分明是伏笔！是早已埋好的引线，只等今日这一声爆响！

他额头沁出细汗，却不敢抬袖擦拭。百官目光如芒在背，同科进士屏息凝神，御座之上，天子眸光沉静如渊，似已洞穿一切。

曾布缓缓开口，声音不高，却字字如锤：“崔彦昭，你既言义利并行，那朕问你——若二者相悖，譬如边军缺粮，朝廷库竭，唯贩盐获利可解燃眉，然盐法乃祖宗成宪，擅改则失纲常；此时当守义而饥卒，抑或权宜逐利而活千人？”

此问一出，殿角铜壶滴漏声陡然清晰。

这是真正的杀招。

不是考经义熟稔，不是辩词锋快慢，而是将人逼至悬崖边缘，要你亲手割舍一边——要么弃利而守义，背上“坐视将士饿毙”的冷酷之名；要么弃义而逐利，落下“擅改祖制、动摇国本”的污点。

李签心头一紧。他曾在馆阁预修《国朝会要》，知盐法自太祖立国便为铁律，凡有更易，必经三省合议、台谏驳正、天子亲决，前后耗时少则数月，多则经年。而边军缺粮，刻不容缓。此题无解，偏又非解不可。

赵挺之手指悄然攥紧袍袖。他忽然明白，官家为何亲自出题——这不是考才学，是试心性；不是辩胜负，是验担当。

崔彦昭却未立刻作答。

他微微垂首，似在思量，又似在积蓄。片刻后，他抬起头，目光扫过张邦昌苍白的脸，掠过曾布肃然的眉宇，最终停驻于御座之上。

“臣斗胆，请官家允臣反问一句。”

赵似略一扬眉，颔首。

崔彦昭转向张邦昌，声音清越如击玉磬：“张兄既以义为本，敢问——若天下大旱三年，赤地千里，百姓易子而食，朝廷仍死守‘重农抑商’之训，拒开市舶、禁通番货，以致米价万钱一斗，富者囤积居奇，贫者尸横沟壑……此等情形之下，张兄所守之‘义’，究竟是民之义，还是纸上的义？”

张邦昌嘴唇微动，却发不出声。

他想说“义在纲常”，可纲常若不能救民于死，纲常何用？

他想说“利乱人心”，可人心若已饿殍遍野，还谈什么人心不乱？

他想引《孟子》“有恒产者有恒心”，可恒产早已被旱魃焚尽，只剩焦土与白骨。

殿中有人悄悄吸气。

蔡京眯起眼，指尖在袖中轻轻叩了三下——这是他在政事堂驳难时惯用的节奏，意味着对方已抓住要害，再难翻身。

崔彦昭却不乘胜追击，反而退半步，拱手向御座：“臣请官家明鉴：义利之辨，从来不在纸上争高下，而在事上见真章。孔孟未尝讳言利，《论语》有‘因民之所利而利之’，《孟子》亦言‘庖有肥肉，厩有肥马，民有饥色，野有饿莩，此率兽而食人也’。圣人所斥者，非利本身，乃无义之利；所倡者，非空义，乃养民之义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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