班局很赞成，“就算最坏情景发生概率不是百分之百，这种产业链控制权旁落的风险，属于必须前置预警的重大隐患，宁可预判在先，不能等出事再补救，所以必须上报。”

领导们讨论的时候，王延光全程安静坐着...

何司夹起一筷子清炒豆苗送进嘴里，慢条斯理嚼了几下，又端起面前的茶杯啜了一口，热气氤氲里目光沉静地落在王延光脸上：“我说的这些，不是让你现在就去写合并方案、拟职工安置细则，更不是催你连夜加班跑工商变更——而是提醒你，别把改制当成‘阶段性任务’来完成。它是一根引线，后面连着整盘棋。”

王延光点点头，没急着接话，只将面前那杯温热的龙井轻轻推了推，杯底在红木桌面上划出极细微的一声轻响。他听懂了——何司真正想说的，是“改制不是终点，而是新体制下的起点”。过去十年，中土特的辅业单位像藤蔓一样缠绕在主业上，靠集团输血维生；如今一刀剪断，不是割肉，是为嫁接做准备。而即将挂牌的国资委，要的不是一堆“改完了”的企业名单，而是一批“随时能并、并得稳、并得活”的市场主体。

“您说得对。”王延光终于开口，声音不高，却字字清晰，“我们这两天刚开了个内部碰头会，陆景川和魏秉国都提了一个想法：既然合并迟早要来，与其等文件下来再手忙脚乱，不如趁现在改制节奏正紧，把几块‘硬骨头’先摸透、理顺。”

何司挑了挑眉：“哦？哪几块？”

“第一块，是南疆的棉花试验站兼轧花厂。”王延光从随身的牛皮纸袋里抽出一张叠得整齐的A4纸，摊开推过去，“这是他们最新报上来的资产清单和近三年经营数据。表面看是科研基地，但实际九成收入来自轧花加工业务，每年给集团交利润三百多万，可账上挂着七百多万应付账款，全是欠当地棉农的收购款——拖了快三年，棉农年年上访，去年还堵过一次州政府大门。”

何司低头扫了一眼数据，手指在“应付账款”那一栏停顿两秒，没说话，只用指甲轻轻敲了敲纸面。

王延光接着道：“第二块，是东北林区的松茸采集加工站。编制在中土特林产公司名下，但人员、场地、设备全归地方林业局代管，每年采收季临时招五十多个林场职工，干完活就散，社保全挂空档。前年松茸行情好，他们偷偷把出口配额转卖给外地私企，被海关查实，罚了八十万，钱是从集团账上垫付的。”

何司忽然笑了一下，那笑里没多少温度：“这倒是个典型——人不是你的，地不是你的，钱也不是你的，出了事倒要你兜底。”

“正是。”王延光点头，“所以这次改制，我们打算彻底剥离。林区这块，我们和省林业厅谈好了，由他们接手运营，中土特只保留出口资质授权，按每吨松茸收取管理费；南疆那块，我们准备把轧花厂带资分流出去，成立职工持股公司，但要求他们必须在今年十二月底前结清所有棉农欠款，并签还款承诺书——集团可以帮他们协调银行贷款，前提是厂子得先‘干净’起来。”

何司把纸翻过来，背面密密麻麻列着十几项待办事项，时间排到明年三月，连哪天该组织棉农代表座谈、哪天请司法所律师现场见证签约都标得清清楚楚。“你们动作够快啊。”他抬眼，“可想过没有？职工持股公司一旦成立，就是独立法人，以后棉农要是再闹，告的是他们，不是中土特。万一他们资金链又断了，谁来担这个责？”

“责任还在中土特。”王延光答得干脆，“我们签的是‘过渡期监管协议’——未来两年内，轧花厂所有大额采购、销售合同、银行账户变动，必须经中土特派驻财务总监双签才能生效。这不是干涉经营，是守住底线：不许再欠农民一分钱，不许再挪用一分收购资金，不许再拿集团信用背书搞违规操作。”

包厢里一时安静下来，只有窗外隐约传来饭店后厨剁骨的笃笃声。何司望着杯中舒展的茶叶，忽然问：“财务总监谁去？”

“魏秉国。”王延光答，“他干过五年基层供销社主任，管过粮站、油厂、农资公司，最清楚农民怎么算账、小厂怎么活命。他去了，不是去当太上皇，是去教他们怎么把流水账做成盈利表。”

何司点点头，终于端起酒杯，朝王延光示意：“这话我记下了。回头我把你们这份‘提前对接合并基础工作清单’转给徐副主任，让他也看看——什么叫未雨绸缪。”

饭毕出门，天已擦黑，街边梧桐树影被路灯拉得细长。何司没让司机送，和王延光并肩往停车场走，风衣下摆在初冬的风里微微摆动。“还有一件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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