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是啊，起码兄弟单位听进去了，山东渤海也听进去了，他们两家只要能稳住，我们后期的工作就能轻松一些。”梁广成也是松了一口气。

反过来也有点遗憾，“可惜大连华农和汇福粮油依旧固执己见，这两家企业...

林政听完汇报，没急着表态，只让王延光把改制进度表、职代会表决结果、第三方评估报告、各企业选择路径的明细数据，全都留下。他端起搪瓷缸子吹了吹浮在水面的茶叶梗，目光落在窗台上一盆刚抽新芽的文竹上——那是去年年底老干部局送来的，茎秆细韧，叶色青翠，不争不抢，却日日见长。

第二天上午九点整，工委会议室门禁关闭，空调调低两度，气氛比冬至还沉。林政把三份材料摊在会议桌中央：一份是中土特本部劳服公司带资分流方案通过率97.6%，职工签字页密密麻麻，连常年休病假的老会计都按了红指印；第二份是县茶厂“内部模拟法人、独立核算”方案全票通过，附有三十一名职工手写的承诺书，字迹潦草但笔画笃定；第三份最厚，是七家暂未启动改制企业的清单，其中三家已出现连续三个月工资缓发、两家账面长期挂应付未付款超百万、一家因设备老化导致出口茶合格率跌至82.3%——这数字被红笔圈了三道，旁边批了两个字：“警讯”。

“王延光，你先说，为什么劳服公司能成？”林政把搪瓷缸子往桌沿轻轻一顿，水纹晃了晃。

王延光脊背挺直，声音不高却字字入耳：“因为魏秉国带着工作组在会前一个月就蹲在包装车间跟班作业，记下每道工序耗时、每人日均产量、废品率波动节点；他让财务把过去三年所有领料单、电费单、维修单全拆开重算，发现光是包装线传送带皮带轮型号不统一，每年多换十七次，多花八千六百块；他请来省轻工所两位退休工程师，现场教老周他们调试压膜机压力参数，试运行三天后，铝箔损耗率从14.2%压到5.8%……”

林政点点头，手指点了点劳服公司那页签字表：“老周签在第一个。”

“对。他签完，把签字笔递给身边人，说‘我内退，但活儿还得干’，底下三十个老工人跟着递笔，笔尖划纸的声音像春蚕啃桑叶。”

林政没笑，却把缸子里最后一口茶喝尽了。他翻开县茶厂那叠承诺书，抽出最上面一张——纸角卷边，墨迹洇开一小片，落款写着“陈大柱”，后面括号里补了行小字：“采茶队队长，干了二十八年”。林政问：“这人现在在哪？”

“在初制车间熏青叶。”王延光答得干脆，“昨天我陪魏秉国去，他正用拇指搓捻刚烘干的毛茶，说今年雨水多，青叶含水重，原先烘干温度要调高五度，时间延长十二分钟。他还拿了个旧搪瓷杯当量具，测每筐鲜叶投料量，说‘以前按筐算，一筐八斤半，现在得过秤，差半两都不准’。”

林政终于抬眼，目光如尺：“所以你告诉我的不是方案落地了多少，而是人醒了没有。”

王延光喉结动了动，没接话，只把桌上那份七家企业清单往前推了三寸。

林政没碰它，转而问起另一件事：“沈艳秋那边，茶叶内销渠道铺得怎么样？”

“上个月在广州开了首场推介会，二十家省级供销社代表到场，当场签了十三份意向协议。她把县茶厂那批试制的茉莉银针样品带去了，外商嫌香气不够锐利，可国内老茶客说‘清而不薄，柔中带骨’，当场预订了两吨。沈艳秋连夜给县厂发报：明年春茶季，加急采购三百吨鲜叶，价格上浮一成二，预付三成定金。”

林政慢慢把搪瓷缸子翻过来，底朝天扣在桌面上，露出一圈浅褐色茶渍印痕。“茶渍洗不净，印子还在。国企这碗水，也一样。我们不是要把水倒掉，是得把碗底沉淀的泥沙淘出来——泥沙不淘，再好的茶叶泡出来也是苦的。”

这话落进空气里，比空调冷风更凛冽。王延光听见自己太阳穴突突跳了两下。

散会后王延光没回办公室，径直去了基建处档案室。推开铁皮柜门，一股陈年油墨与樟脑丸混杂的气味扑面而来。他抽出1978年《中土特辅业单位名录》泛黄的册子，指尖拂过一行行铅印小字：丰台运输公司、北郊包装厂、西山劳保用品加工厂……最后停在“永宁县茶叶加工厂”几个字上。纸页右下角，有道铅笔划的斜杠，旁边注着极小的字：“1979年移交地方，1980年收归总部，隶属茶叶业务部。”

他忽然想起魏秉国汇报时提过一句：县茶厂老厂长张守业，1979年就在厂里当技术员，1980年随厂划归总部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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